衣堍读书两百零一｜对话何志发（二）——《留痕》背后的故事

辣椒妹 · 发表于 2022-10-19 09:03:32

对话何志发（二）

——《留痕》背后的故事

“那时只要有字的东西我都读”

衣堍（以下简称衣）：虽然您的学历不高，但是您写的日记、书信、碑文、讲话稿，还是很有文采的。您是怎么学习的？

何志发（以下简称何）：我5岁在临溪小学上学，落雪下雨天是由叔叔背着去。那个时候刚解放不久，一个班的学生往往相差十来岁，我叔叔照（顾）我，就把我背到学校跟着上学。开始学习成绩很差，比如那个凉快的“凉”，那个“京”，我总是写成一斤两斤的“斤”，后来才开了窍。

正正规规只读到小学毕业，读初中是在石家公社的姚家院子（当时的石三中），正值灾荒年，老师、学生饿成皮包骨，时不时还要去突击生产，哪有精力读书嘛？1961年学校停办，我就此失学。不过在初中的时光，我并没有荒废，因了图书管理员的方便——因个子矮小，老师安排我当学校图书管理员——我一个字一个字读完了《辞海》。当时读《辞海》，既是为了获得知识，更为的是减轻饥饿的痛苦。

失学后，没有书读，只要是有字的东西就读，见到算八字、看风水甚至装神弄鬼的文字也不放过，真正的“饥不择食”。

1962年，我在猪市上买回一头身上有八个漩（涡）的小猪，别人认为不吉利所以价钱很便宜，我精心饲养，长得很好。不过，长到二十几斤时，小猪突然生病，我背着它到处找兽医。那时候真的是缺医少药，小猪还是死了。我痛哭了几天后，到处找医人治畜的书，迷上了医术，当地产的草药，我都能认能用，为自己也为别人治疗小病小痛。有的偏方真管用，治一个好一个。可惜命运不济，没成正果做一个好医生。

那时书很便宜，几分钱可买一本书，几角钱可以买很厚的书。但是，家穷无钱买书，只好借书。我交上了一个朋友，是供销社的脱产干部，也爱看书，他有借书证可以到中学图书馆帮我借书。

借书是有期限的，而且一本书借来两个人看，为了按时归还后重新借，我就千方百计读书，吃饭、走路都在读，争分惜秒地看。白天要干农活挣工分，只能晚上读书，读书要灯光，可是无钱买油，只好借煮饭、烧火的光读书。为了赶上还书时限，《草原烽火》我一晚看完，《第二次握手》只用5个小时。对书中好的字句还要记录下来，当然，字写得很潦草。读的书主要是中外小说，三年中我几乎借读了临溪中学图书馆的所有小说。

我当红星大队支书时最羡慕的是那些脱产干部，晚饭后他们时常三五成群散步休闲，而我还在挑粪挖地，那时最希望的是每天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读书。

“勤学，有时候也是逼出来的”

衣：参加工作成为国家干部之后，学习的时间多了，学习的条件好了，学习的任务也加重了吧？

何：是的，虽然看书的时间多了，但是工作的急迫需要，迫使我更加勤奋了。1977年我参加工作，在王家公社任党委副书记，而后不久任书记。虽很忙，但看书时间比当农民时多一些，看小说之外更多的是农业技术，扩大知识面。气象对农业生产很重要，看天上风云，看地上物象，蛇出洞、蚁搬家、泥鳅跳水、蚯蚓滚沙……便知天气变化。高温大屋窖，利用高温灭菌、保管红苕种；肥球育苗，提早季节，躲过伏旱。

这种学习钻研成为了一种习惯，后来工作需要的专业知识，如长毛兔饲养、防疫、剪毛，黄连精细育苗、一桩一树，烤烟育苗、烘烤，栽桑树、育蚕种、养蚕制丝织绸，辣椒三系育种和发明创造辣椒大型自动烘干机、播种机、剪把机，退休后的养鱼，等等；凡我干过的每一行、每一件，不但精通而且有所创新，不算专家，勉强算是“行家”吧（笑）。

勤学，有时候也是逼出来的。我当副县长那年三十五岁，是一个没有资历、没有阅历、没有背景的“小毛团”。当时税务局有位老局长瞧不起我，有意为难，在向县政府的请示中只写根据“X X X文件精神”，不附文件，不讲具体政策规定，但要求急做批示，这使我很为难。从那以后，我自立规矩，白天下乡跑农村，回城后晚上10点前阅读公文处理分管工作，每夜坚持自学两个小时，读完了从1950年到1980年时段的《财政税务》文件汇编。后来那位老资格局长不再欺负“小毛团”，并与我成了忘年交。

2007年在研究辣椒产业价格机制的时候，县政府有领导提出，不管才是最好的政府，现在是市场经济了，还要政府去管，就是要实行计划经济那一套，开历史的倒车。在实践中我觉得，政府管，能够解决实际中的具体问题注释，但是在理论上，我还是说不出一二三的，在会上无法做出回答。比如作价的问题，现在实行市场经济了，为啥子你还要对海椒（辣椒）作价呀？海椒又不是垄断产品。确实不能跟自圆其说呀。会后，我就赶到重庆去，在重庆图书馆附近的宾馆开了一个房间，到图书馆认认真真学习了三天。我又不是想去做学术，初衷是想找点儿理论依据去回答他们（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，马克思的资本论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等，何老滔滔不绝地讲了20多分钟）。所以很多事，是逼出来的，如果没有他们那些刺激，我根本不可能去学习那三天。学习那三天，还是收获不少。理论指导实践，在实践当中去提升理论，确实是很重要的。

2007年，万亩辣椒片示范园，下路天泉基地。

衣：您在农村当支部书记的时候，看了很多小说，甚至在从王家公社党委书记到桥头区委去主持工作的谈话会上，组织把看小说作为您的缺点正式向您提出。现在很多人认为小说是无用的，您是怎么看待小说阅读的？

何：我是一个爱看书，爱看小说的人。那个时候到区里县里开会，我常常在下面看小说，那个时候年轻，精力充沛，真的能够一心二用，一边看小说一边听领导讲话。我的成长，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小说的作者们。小说的世界常常忠奸分明，并且总体来说，坏的没有好结果，是教育我们从善的。我无限敬仰那些英雄人物，向他们学习，像英雄们一样去工作去战斗。

我也看完了你的《衣堍读书》，你书中介绍了很多好书，但是有些人的书，我并不认为是好书。比如你介绍了贾平凹的书，我就不觉得是好书，我看过他的三本小说，《山本》《秦腔》《废都》，也不见得有多好，尤其是《废都》，完全是耍流氓，有啥教育意义？

“那时我们很珍惜学习机会，如饥似渴”

衣：我看您在《留痕》中，多次提到脱产学习经历，您在王家公社工作期间，1978年到涪陵党校学习一个月；您在桥头主持工作时，1981年到涪陵农校学习四个月；您到沙子当区委副书记时，1982年到涪陵党校学习四个月。那个时候还是蛮重视干部培养的哈。

何：是的，那个时候年富力强的年轻干部都被文革耽搁了，普遍学历较低，不适应工作需要，不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，组织就加大了培养的力度。那个时候我们也很珍惜这种脱产学习的机会，如饥似渴地学。到涪陵农校学习农业技术，遗传育种、作物栽培、病虫害防治等等，到涪陵党校学习中央文件精神、领导管理方法等等，这些都是解决我们在实际工作遇到的问题、遇到的困惑，很受用，很管用。

衣：您当副县长时，参加了考试被四川财经学院录取。您为了长毛兔发展，放弃了上这个大学的机会？

何：确实有这么回事。我当副县长不久，我们涪陵地区在副县长以上级别的人中，招收三名学员到四川财经学院（今西南财经大学）、西南民族学院（今西南民族大学）脱产学习两年，我考了第二名，我非常高兴。当时我正在成都那边出差，就到学校去报了到，领了寝室钥匙。我回来收拾东西，车子正准备出门，牟（绪珩）县长来叫我到王（昭一）书记办公室去。王书记征求我的意见，目前人手少，看能不能暂时不去学习。当时我们班子比较弱，一个县长，四个副县长，那时班子讲年轻化，我是年轻化的代表，35岁，不到一年的公社党委副书记、两年多的公社党委书记、两年多区委副书记（一年多主持区委工作）、一年多区委书记的经历，领导经验也不丰富；有两个知识化的代表，一个是一个糖厂的副厂长，一个是一个中学的教员；另外一个女同志，党外的，一个医院的护士，护士长都没当过。相对来说，我可能还要冲得起些，我走了，工作确实难搞。虽说是征求意见，虽然我内心十分不愿意，我权衡再三后，还是同意了。不过也有得有失，我走了之后，石柱的长毛兔产业也可能发展不起来了。

如果他去学习了，他的人生将会一定不同吧。另外两个去深造的同学，一个后来成了黔江地区行署副专员，市农工商集团、交旅集团、农垦集团等多个国有公司的党委书记、董事长；一个后来担任秀山县县长、县委书记，四川省交通厅副厅长、眉山地区行署副专员、四川省发改委正厅级副主任。他们去大学深造回来后，逐渐上升，脱离了农村。

当然，他去学习了，石柱县的长毛兔产业也许真的不会发展起来，也或许不会有后来的蚕桑、辣椒产业，就不会有轰轰烈烈的改河造田、绿化山坡工程，千野草场也或许不会存在，因为没有人会像他那样上心，那样肯吃苦，那样敢想敢干。

——当然，他去学习了，或许会躲过一劫。